帝已经山穷水尽，户部存银仅29万两，就连京官京兵的俸饷也都发不出来了。至此，咸丰帝再也没有什么招术了。

　　最直观的影响就是琦善的江北大营，起初的琦善部兵马南下时。钱粮供应尚算稳定，但随后越来越少，直接导致那些绿营丘八将官们不得不想着方的捞钱，哪里还有心思进剿？虽然对面瓜洲的长毛贼不过四千余人。琦善也只能按兵不动，他知道眼下这种士气和状况强行出兵，除了大败之外，不会有第二种可能发生。

　　问题的根源还是出在钱粮上，咸丰帝在财政匮乏的情况下，只能是听任臣子们的摆布。而为了救急，臣子们的建策无不毒辣万分，咸丰帝只能一一照办不误。

　　这些大臣首先想到的就是节流，官兵减俸减饷从1853年起，根据户部的提议，咸丰帝先后降旨，将京内外文官武弁营兵的俸饷扣发两成，以后又多次扣减。因为已经减少的俸饷，也经常欠发，尤其是京城以外的前线。到了后来，俸饷中又搭发大钱、银票、宝钞，那更是名不副实了。官弁的俸饷减少，决不会使他们自甘生活无着。于是，他们更变本加厉地朘刮百姓。早已**的吏治更是坏到无以复加。长期欠饷的清军士兵，多次因闹饷而起事，不少人干脆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土匪勾当。

　　随后大臣们想到还是大开捐例，卖官鬻爵开捐是满清应付财用不足的传统手法，自康熙朝开创后，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。咸丰帝的父亲道光帝对此种手段颇为痛恨，每次召见捐班官员皆容色不悦，曾经发生过因捐纳官员应对粗俚而退捐罢官的事例。他在私下场合对一名科举出身的官员坦露过心迹：“捐班我总不放心，彼等将本求利，其心可知。科目未必无不肖，究竟礼义廉耻之心犹在，一拨便转。”

　　道光帝虽对此不满意，但为了财政之需仍不得不为之。咸丰帝没有他父亲的那种道德上的顾忌。他需要银子，管不了那么许多。为了吸引富绅大商投资官秩官位，他根据臣子们的意见，来了个减价大拍卖。1851年，他将1846年的捐例核减一成，打了个九折收捐。至次年底，户部收账为银三百万两。1853年，再减一成，按八折收捐，当年户部收得六十七万两，户部得数甚少。户部所获捐银的减少，并不是当时收捐总数的缩小，这主要是捐银大多被地方官截留了，这些银子的去向无非就是地方官用于朝廷欠发的钱粮之用，似乎也怪不得那些无米下锅的地方官吏。

　　接着大臣们又建议铸大钱、发银票、制宝钞，当时中国的货币是白银、铜钱双制式。银按成色以重量为计，钱由清政府铸造。为了用更少的成本获取更大的财富，咸丰帝批准了臣子们铸大钱的奏议。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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